中国民主党浙江建党案聘请律师情况 (浙江中国民主党筹备会提供的报告) 自今年七月十日王有才被刑事拘留,王东海、朱虞夫、祝正明、林辉被监视居住, 国内同仁经紧急磋商,决定成立一个松散的法律后援团体,为长期受政府政治和法 律双重迫害的谋求体制外改革的同仁提供法律上的帮助。由徐文立,林牧等负责全 国协调,由王文江,张鉴康、许健、周国强等提供法律上的具体意见(如果政府当 局对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员提起诉讼,则由他们担当辩护律师,既作法律和事 实辩,也作价值辩),由王培剑在杭州当地寻找能作法律和事实辩的律师(我们当 时就对聘请律师的难度有一定的估计)。自七月十四日起,王培剑陪同王有才等人 的家属寻找律师,困难程度已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我们最早找的律师是通过朋友介绍的,听说办刑事案件有相当的经验,并且敢于 猛冲猛打。但见面稍介绍了一下情况后,该律师即以手头案件多,工作繁忙为由推 辞。后来王培剑想到此案的敏感性(在中国,政治永远是一件敏感的事,如果你以 与政府不同的方式关心政治,并且予以书面或行动表达,面临的可能就是一场噩运 ),既然连以猛冲猛打著称的律师都不敢接,只能缩小圈子,就找北京毕业在杭州 律师界工作的校友。杭州汇丰律师所的一个校友接受了王有才妻子胡江霞的聘请, 但同时表示只就法律和事实作辩护,而不可能指涉价值。胡江霞对此深表理解,如 果作价值辩,意味你也有政治上的嫌疑,可能面临着以后从事律师工作步履维艰, 甚至可能被吊销执照。汇丰所的律师是七月十七日签订聘请合同的。因为当时我们 拟为每个人聘请两个律师,在七月十七日,胡江霞与君安律师所的一个律师(毕业 于北大)也签订了聘请合同,并交了律师费。该律师表示,七月二十日到省司法厅 向有关领导汇报一下情况,如果到时杭州市公安局找麻烦,或可由省司法厅出面, 借组织的力量办事可能顺利一些。岂料七月二十日他到省司法厅去了以后,当即退 还所交的律师费,除了说省司法厅已经知悉此事,并连声说抱歉以外,再无他语。 我们知道当时他肯定是受了巨大的压力,否则怎会在已签订聘请合同并收取律师费 后再解聘呢?其实到省司法厅汇报情况已属不正常,律师法明文规定律师有独立执 业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受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的干涉。接一个案件竟要请求主管 部门,可谓中国特色。我们在表示理解的同时,对聘请律师的情况不敢有太乐观的 估计。原拟为每个涉案人员聘请两个律师的打算就此搁置。能找到一个已属不易。 况乎随着我们找律师的事被杭州市公安局和司法部门知道后,各律师受干扰威胁的 可能性就越大。七月二十日,王培剑陪同王东海妻子程云惠与志和律师所的一个律 师签订了聘请合同。为减少律师的顾虑,王培剑反复强调,只要求律师作法律和事 实辩,而不要求他们进行价值上的判断。而事实上,该律师已请示过市司法局,律 师管理处的人表示了两点:一是按程序办事,二是不能作无罪辩护,否则就等于认 同王东海他们的观点。司法部门直接对案件的辩护进行批示,而律师也不敢稍有异 议表示。律师法关于律师独立执业权利的规定和被告人在法庭判决前应视为无罪的 法律成了一纸空文! 七月二十二日,祝正明家属聘请了昆仑律师所的一位律师。该律师后来向祝正明家 属表示,接受他的委托“感到压力很大”。 有一家杭州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国资所)在得悉我们要聘请律师之后,如临大敌, 赶紧召开了一个律师会议,明令所里律师不许接此案件。也就是说,一个律师要接 这一类“敏感”的案件,不仅要面临司法机关的干涉,所里如果作出决定,你也就 不可能接。不考虑其他机关,团体或个人,仅律师的直接主管就可设置两道屏障。 七月二十五日,林辉父亲林祖棉千里迢迢赶到杭州,打算为林辉聘请一个律师。( 在侦查阶段,除了律师有可能会见当事人以外,其他人根本就无此权利。而林辉自 七月十五日被黄岩市公安局以监视居住名义关押在黄岩一家看守所,一直没有什么 消息)。为此至少走访了五家律师所。但没找到一个律师。有一家律师所的律师开 始还以为是一般的普通刑事案件,在看了中国民主党成立公开宣言以后,双手发抖 ,并拿出病历卡给我们看,说有比较重的病,没法接案件。此情此景,不禁让人悲 从中出。在一个极权体制下人们避政治事件如避洪水猛兽,生怕一沾染上从此不得 安宁。这种人为的恐惧不知到何时才能从国人的心头消失!(记得国际人权公约有 “免于恐惧地从事政治活动”,在中国,这是天外福音)。 七月二十六日,祝正明放回家监视居住,而唯有林辉一人在离杭州很远的黄岩看守 所,音信杳无,各地朋友都非常着急。八月二日,林辉父亲林祖棉向辽宁的朋友发 了一份聘请意向书,想聘请辽宁的一个律师为林辉提供法律帮助。而那时,辽宁的 律师王文江因和其他律师发表中国律师浙江建党案五点声明,及另外一篇文章遇到 了麻烦。先是辽宁鞍山市司法局数次找他谈话,要求他不要做这方面的工作。王文 江据理力争,司法局看没有办法能阻止王文江前往杭州,遂批示王文江所在的律师 所不要开据任何律师办刑事案件所需要的手续,包括律师所介绍函,律师委托函, 会见要求书,聘请合同等。而对普通案件,律师通常都有空白委托书,介绍函以便 律师随时可用。这样设置种种障碍,如果没有全国性的部署和批示,恐怕不会各地 律师都受阻。同样,辽宁的林健平律师准备接受林辉父亲林祖棉的聘请时,市司法 局律师管理处的处长亲自找他谈话,不许他承接此案。当林健平问他能否找出法律 依据一个律师不能承接这样的案件时,该处长表示:我是处长,我说不能接就不能 接(大意如此)。政治案件,处处受阻,中国的律师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执业 的。 本该是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律师自律组织中华律师协会和地方律师协会,从未就这 样明显的官方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事表示过自己的想法。在聘请律师过程中,王培 剑还曾听几位律师说过,即使是一般的刑事案件,受到公安机关干扰,刁难的也十 分常见。中国律师出现“经济官司抢着办,民事官司拖着办,刑事官司推着办”的 现象固然有经济收益方面的考虑,但与刑事案件干扰大,律师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 也是密不可分的。而律师协会在收费的时候最积极,却极少考虑为律师创造比较好 的执业环境,实为一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食利组织,并没怎么发挥它的服务和 保障功能。 接此案件后,七月二十日王有才的律师依法律规定向杭州市公安局提交了所有文件 ,要求会见王有才。杭州市公安局一处处长得知王有才家属已聘请律师,迅即打电 话给汇丰律师所主任,问他们是否知道该案的性质。当主任回答是刑事案件时,那 处长说,这不是一般的刑事案件,而是政治性案件(其实是叫该所知难而退,收回 聘请)。被汇丰所律师以“在律师眼里,只有刑事案件,律师只对法律和事实说话 ”挡了回去。王东海的律师得到的批示是“按程序办事,不能作无罪辩护”。除了 递交律师的要求会见书外,就无所作为,到目前还没跟王东海会见。祝正明的律师 也是如此,甚至在公安机关向祝正明无理索要了四百元的监视居住费之后,该律师 既没有行使“申诉,控告”的权利,也没有跟祝正明解释公安机关四百元的收费是 否违反法律,应该如何处理,一句话,在收了律师费以后,并没有提供法律帮助, 接受委托跟没有接受委托一个样,这样公安机关当然不会找他麻烦。怪不得杭州市 公安局经办人员说他“很合适”。 在中国,从事律师这样的职业首先要“政治合格”(至少表面上一定要如此,事务 所的主任多为共产党员)。王培剑原在杭州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三月底四月初被 杭州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名无端羁押九天,原因是与几个朋友组建 一个开放性的学习团体,被认为是有计划有阴谋的一个组织。同时因言辞激烈,指 出政府违法和违宪的行为更被他们认为确有阴谋(这应了托克维尔的一句话,在政 治结社比较少的国家,一般结社也很少。一结社就被认为有颠覆政府的嫌疑,谁敢 结社?)四月底被迫离开律师所,当时所里的工作人员转引官方的一句话,“不希 望浙江律师界出现一个为人权,民权呐喊的律师”。可江泽民主席倒是承诺要“增 进民主,改善人权”。何以为人权,民权呐喊即有罪?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政治? 但愿通过律师界自身的努力和各方面的压力,改善律师的执业环境,使律师制度能 公平地流向每个公民。 1998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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